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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龚祥瑞：《比较宪法和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一方面更多地涉及宏观和微观的经济规制，导致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或者行政审批制度丛生，从而政府职能错位。凸显两点：一是在作为与不作为两种行为控制中，对不作为导致惰政的控制需求愈发重要，这是中国行政自我规制应该考虑的特殊问题。

合作行政的参与方式主要是契约治理形式，规制合同也在向社会管理领域渗透。现在，管制方略已经有了新的合适目标和选择措施。[43]中国在20世纪进行了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探索，至21世纪，基本实现了行政监督和权利救济的现代转型。20世纪之初，日本学者织田万在《清国行政法》中安排专门章节讲述行政监督，行政监督被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加以细致总结。福利国家促使行政机关担负了照顾公民从婴儿到死亡的义务。

给付行政中的行政制裁权。行政控制/规制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被作为有效的政府治理的核心内容，提高政府自身能力建设也因此成为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一个中心点。中国的地方政府则通过分享增值税等形式在市场发展中获得财政奖励，中央政府还可以人事晋升等方式促使地方政府领导发展地方经济。

显然，我国中央高层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财政实践中软预算约束的严重性。[3]虽然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多为预算国家，但是其并非都是硬预算国家， 预算国家概念，最先是我国政治学学者王绍光所提出。显然，此种前景并不符合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对于理想税制之预期。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2]当今时代，尽管预算平衡是世界各国财政预算法之基本原则,但是受到选民、官僚群体财政扩张意愿等因素之影响,赤字财政却是各国、各级政府财政实践的常态。在中国，近年来也出现了所谓国家级贫困县越来越多等发展悖论现象。

[12]经济学家钱颖一等人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财政包干制、分税制界定为财政联邦主义的中国模式。进而言之，如果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主体税种，完全忽略增值税等间接税的作用，则政府可能会在福利开支迅速增长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对资本所得课征重税，而使人民的创业欲望、资本永续经营愿望受到严重压抑。[16]税收不仅帮助创造现代国家，它也帮助形塑现代国家的形态。对此，《决定》提出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

进而言之，德国基本法上之财政平衡条款，其目的应局限于维持各州居民在生存权等基本权利保障和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大体一致，而不能追求各州所有公共服务及福利水平的整体均等。访问时间：2014年2月8日。      [2]［匈］雅诺什•科尔奈著，肖梦编译：《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诚然，对于财力贫弱地区的财政支持，可以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配置，也是人权保障之必需。

从宪法学的视角来看，德国财政平衡机制所引发的争议，无非是以强州居民之税负补弱州居民之福利所引发之宪法纠葛，或者是财力贫弱诸州的政府为迎合选民之意志，而罔顾法定预算约束力所引发之宪法纠纷。《决定》极为明智地提出，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

不过，中国当前的增值税课征实践，依然未能妥善考量日常生活用品等生存资料的税收减免问题，仍有继续调整、改革之必要。依据宪法上（财力较强诸州居民）财产权与（财力较弱诸州居民）社会权等基本权利冲突之原理，或者财政预算的法律效力及其范围等理论，我们不难从权利平衡、权力配置等视角，得出宪法释义学上之妥适结论。

在中国今后的财政改革中，建设硬预算国家的理念将更加明晰。    作者注：本文系发表前修改稿，可能会与纸质版有点差异，如需援引，请以纸质版为准。最为理想的税制，乃是以所得税为中心之同时，适度配合财产税和消费税（混合税），从而构成在所得、财产和消费之间能平衡的税制。就此而言，德国的州际财政平衡机制尤其富有启发意义。当然，所谓税收国家的危机，其实不过是政府财力不足以敷应支出意愿之危机，其制度上的化解之道，亦无非是开源、节流而已。  四、结语 国家的前途、特征、形式和命运，都可以从其财政生活中予以觉察。

[15]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中国财政联邦主义模式具有非常明显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国家将建立国有资本运营管理的硬预算约束机制，同时将其收益直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如果竞争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经济是在增长……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否则，财力较强诸州对于财力贫弱诸州的财力转移，必然会挫伤各州促进经济增长、提升财政资金运营效率的积极心态，导致公地悲剧在财政领域的滋生蔓延。

国企资金与公共工程建设资金的银行供给制，使得中国《预算法》所明确规定的收支平衡原则被一再突破，地方财政的巨额赤字由显性债务转化为更隐秘而危险的或有负债[15]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中国财政联邦主义模式具有非常明显的制度优势。

否则，财力较强诸州对于财力贫弱诸州的财力转移，必然会挫伤各州促进经济增长、提升财政资金运营效率的积极心态，导致公地悲剧在财政领域的滋生蔓延。在未来数年中，中国或将逐步开征遗产税，适时推进房产税改革。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财政平衡机制之建立健全，亦可能因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之不规范，或者因国家对于财力贫弱地区的过度保护，导致地方财政预算约束效力被弱化，最终产生新的预算软约束机制。国企资金与公共工程建设资金的银行供给制，使得中国《预算法》所明确规定的收支平衡原则被一再突破，地方财政的巨额赤字由显性债务转化为更隐秘而危险的或有负债。

《决定》明确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税收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机器，其他国家机器都需要接受其制约。

但实际上，中国财政联邦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譬如：地方政府热衷于GDP增长率，可能会相对忽略环境保护问题。分税制确立了互不隶属的两套税务行政系统（国税与地税），不仅增加了征税的行政成本，也使得地方政府滥用税收优惠措施成为可能。

惟因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在以宪法学视角解读《决定》之同时，对于今后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仍有从宪法学理论视角开展后续研究之必要。1994年萨尔州即因此获得额外补助16亿马克。

尤其是，现有分税制模式下县市等基层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偏弱，它们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乃是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之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后者涉及到企业经营成本和员工生活成本，必然危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等等。来源：《法商研究》2014年第3期 进入专题： 宪法学 财税体制改革 。因此，为刺激资本积累而牺牲税收公平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自当被逐步清理。此种改革措施，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由政府发力刺激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但是将预算控制的重点前移到支出预算和政策的制定阶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硬化预算约束机制的自觉性，体现了建设硬预算约束国家的强烈意愿——所谓硬预算约束国家，是指国家财政预算不仅具有形式约束力（德国公法上有所谓财政预算为特殊法律之通说），而且还必须具有约束政府财政支出的实际效能。

[12]经济学家钱颖一等人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财政包干制、分税制界定为财政联邦主义的中国模式。  三、中国财政联邦主义模式的转型 财政联邦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即财政学、经济学上的财政分权理论，它往往体现为财政分权的不同理论模型与制度模式。

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就已经涉及这一概念，如其中提到分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即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从宪法学的视角来看，德国财政平衡机制所引发的争议，无非是以强州居民之税负补弱州居民之福利所引发之宪法纠葛，或者是财力贫弱诸州的政府为迎合选民之意志，而罔顾法定预算约束力所引发之宪法纠纷。

[6]尽管熊彼特也认为奥地利等国家的税收国家危机不可避免，但是他极具洞察力地提出，税收国家与自由市场体系、民主法治国家相辅相成，其对于私人资本的尊重与保护，反而可能是国家摆脱债务危机的基础。《决定》第五部分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